信息来源：兴化日报 发布日期：2023-06-30
漂泊在外，心心念念古镇的烟火气。
东码头清冷空荡。透过晨雾，隐约可见河对岸，傍水而建的一幢瓦屋冒出一缕缕炊烟。古镇很少有人家烧柴草了，保留的烟囱大多形同虚设。偶尔看到的炊烟，会让人倍感亲切和温暖，瞬间有种穿越的感觉。
几十年前，古镇最热闹的地方无疑是东码头。开门见水、出门坐船的水乡，码头是人们通向外面的驿站，这里的客货两用的帮船有好几家：去安丰的、去沙沟的、去兴化的。每天，码头上停满了外来的商船、运输船、打渔船等等。中午时分，船上生火做饭，一道道白色的炊烟，像一方方白色的头巾，齐刷刷地升到上空。
暮色降临，喧闹了一个白天的古镇逐渐安静下来，河面上剩下几点渔火。太阳还没有升起，东方已有一丝光亮，挑水人起床了，空气里弥漫着破晓时的寒气。沉淀了一夜的渭水河比什么时候都要清澈，挑水的彼此打着招呼，肩头是沉重的水桶还有同样沉重的日子。古镇曾有专门的挑水工，给大户人家或者浴室挑水。2分钱一担水，延续了多年的工钱标准。夏天用水量大，挑水工套上坎肩，脖子上挂一条擦汗的毛巾，穿上草鞋，步子平稳轻快。浴室老板招挑水工要求苛刻：步履轻快而且桶里的水不允许溅洒出来。
沿着码头拾级而上，是东西向的双溪路。当年，一条青石板铺就的道路把青砖黛瓦的房子分成南北两个部分，这里聚集了古镇的店铺商行。卖柴米油盐的，卖日用百货的，甚至有卖小猪崽的。如果“逢集”，周边乡镇的人都会赶来，你挤着我，我挤着你，叫卖声此起彼伏。“行老板”们在人群里穿梭着，作为做生意的中间人，他们用大杆秤和信誉保证着每一桩交易的不偏不倚与公平公正。
古镇早茶文化兴盛。晨光熹微，就有人安坐在早茶店里，泡一壶浓茶，要一碟干丝生姜，开始享受生活。干丝吃完了，再来一两个包子或者一碗阳春面。大街上曾经有两家赫赫有名的饭店：东饭店、西饭店。相对来说，西饭店的名气和规模更大一些。开源饭店的小碗子，曾是东饭店的顶梁柱，擅长做点心，蟹黄包和翡翠烧卖是她的拿手绝活。古镇人结婚过生日，常请小碗子去掌勺。生活和岁月同时压弯了小碗子的腰，愿赌服输的她早把手艺和饭店同时交给了儿子。儿子厚道，饭店生意红火。面条是西饭店的招牌，大锅、肉汤，是它的秘密。煮好的面条放到肉汤前必须把水沥干。物质匮乏的时代，母亲常让我持大瓷缸去买碗面条。9分钱，2两粮票。在我央求下，下面条的阿姨总是尽可能地多放几勺肉汤。
米摊饼摊子总是抢在太阳出来前上街，摆在了老书店旁边，几十年了，还是那个位置。锅腔刚一放下，有人就围了上来。男人烧火，女人做饼。烧的是芦柴，便于掌握火候。干燥的芦柴，火柴一划，腾地就着了。有人计算过，平均下来，一锅饼三分钟，一锅十二个。米摊饼宜趁热吃。包油条是绝配，镇上人喜欢成全它们。黄烧饼的顾客比较固定，就像它固定而笨重的炉子一样。它烧炭。做饼师傅有点驼背，但丝毫不影响做饼的速度。酥脆香甜的烧饼，轻咬一口，碎屑四下逃散，香气四溢，像飘落的桂花，满大街都能闻见。
黄烧饼常常进城，还有馓葽子。馓葽子做得好，“盘条”很重要。盘条先和面，考验臂力和耐力。面和好后，搓成拇指粗的长条，必须粗细均匀，盘放在一个大盆子里。主人用香油均匀浇在“黄鳝”上，不让它粘连。这个时候，长条似一条听话的黄鳝，温温顺顺地曲着身子。炸时，把“黄鳝”放在手上缠绕，抻长，最后用长长的竹筷支到翻滚的油锅里。以前，古镇有给产妇送月子礼的规矩：一包红糖、二斤猪肉、二十个黄烧饼加上四斤馓葽子。
古镇的熏烧摊不缺顾客。劳碌了一天的古镇人喜欢用烧酒刺激自己。熏烧是最好的下酒菜，特别是猪头肉，肉色泽红润，肥而不腻，入口即化，绝对是古镇酒徒的福音。我小学同学，现在的东饭店王老板，很会“享受”。傍晚打烊，他总喜欢犒赏下自己：一大杯白酒，一碟花生米和一盘猪头肉。王同学沐浴着东码头的清风，哼着不知名的小调，喝着吃着，醉意朦胧后一觉天亮。明天的事情明天再说。
冬天，轰米花的忙碌了。大街中心老书店的电线杆下，是轰米花的张老伯“地盘”。老人戴一顶旧军帽，时不时摘下来掸掸灰尘。生意一来，张老伯便脱去外面的棉袄，露出淡蓝色的中山装。炉子里蹿着蓝色火焰，张老伯一手拉着风箱，一手摇着圆滚滚的黑锅。“得罪，让下！”张老伯把锅口对准麻袋上方的皮圈，用一根铁撬杠插进锅口阀门的开关上，用力一扳，轰的一声，麻袋猛地鼓胀起来，地上腾起一层白色烟雾。一群小孩蜂拥而上。
说书的孙汉文大爷住在虹桥西巷。古镇的孩子曾趋之若鹜，挤满了他家的堂屋。缠着脚的孙奶奶，总是好奇地望着我们这群孩子。孙大爷胖胖的，怕热，上身穿着背心，弥陀佛一般，手里抓着大蒲扇，讲《岳飞传》、讲《杨家将》，总把我们的胃口调起来后又戛然而止，我们只能第二天再去。孙大爷说书时，院子里鸦雀无声。可以说，现代的课堂，很难有这样的景象了。现在，虹桥西巷没有了说书人，也没有了听书的人。当年听书的孩子早已成了爷爷。
没有人统计过古镇有多少种职业的手艺人，太多了：刻章的、开锁的、修鞋的、补锅的、剃头的、开脸的、修钟表的、做秤的、做糖果的、修单车的、编篮子的、修钢笔的、敲白铁皮的、弹棉花的。三百六十行，行行出状元。每个手艺人都对自己的手艺有一种近乎自负的自尊。技有高低，业无贵贱。做手艺的，本质上一样，靠双手劳动、凭手艺吃饭。手艺人聪明敏感，这些人里诞生了古镇第一批下海经商的人，卖衣服、卖鞋子、卖百货。他们赚到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桶金后，不少去了城里发展。现在的大街上，除了修鞋的剃头的等极少数手艺人还干着老本行外，其余的都成了“非遗”。
古镇人有的是时间和闲情，适合打麻将。大街上，侧耳一听，全是麻将洗牌声。雨天是赌钱的最好时间，雨声掩盖了哗哗的搓牌声。没有麻将的长假是无趣的。在外面赚回的钱，不在牌桌上显摆一下，如锦衣夜行。人生如牌场，洗牌、码牌、打牌，落子无悔，牌桌上没有永远的赢家。大家越来越感到，靠双手赚来的钱比在桌上赢的钱靠谱得多。于是，他们干脆戒了赌，溜到“市民广场”，伴着音乐，用欢快的舞步，证明着日子的富足和安闲。
贫穷始终是古镇的敌人。为了改变命运，古镇走出去的人越来越多。你不要担心走出去的他们靠什么活着，生命自有生命的出路，只要有一双能吃苦耐劳的手。他们做生意、跑外卖，跑运输、在工厂打工……什么赚到钱干什么。每个在外的古镇人，都有一段与命运相搏的故事。城市坚硬，古镇柔软。在城市拼累了，他们就回到古镇，在慢生活里寻找初心。生命是一株植物，从苍翠到衰老，不显山也不露水。回到古镇时，他们才发现，岁月的刀子已经把他们砍削得面目全非。太阳每天升起，但时光不会倒流。
古镇的兴盛和衰败，是城市化进程的必然。古镇最大的邹氏家族其实也不是原住民，是明初从苏州阊门迁徙而来。“年深外境犹吾境，身在他乡即故乡”，几百年繁衍生息，这里早已成了他们的故乡。
古镇人的眼里，老家就是一个又一个平常的日子，吃喝拉撒、柴米油盐还有人情世故。这是古镇延续了几百年的烟火气、精气神，也是留给古镇游子的慰藉和念想。古镇在兴化的最北面，和盐都区隔河相望，因邹姓居多，取名大邹。
每一位大邹人都怀揣着一本关于家乡的词典：米摊饼、黄烧饼、猪头肉、大码头、西饭店……这些词汇，烟火味十足，他们如数家珍——尽管不少已经被时代的河流淹没，消失在岁月深处，找寻不见……
那些找寻不见的，都是乡愁。
